现在的人们似乎很是“苦大仇深”——仇官、仇富,仇一切不平事,仇一切“看不惯”的人。而反过来,官员们似乎也怕民,怕他们上访,怕他们添乱,怕他们与媒体接触;富人们似乎也“看不惯”穷人,怕他们骚扰,怕他们揭自己的老底,怕自己一不小心掉进他们的圈套。人心慌慌,人心惶惶!
“仇”的基本解释是深切的怨恨。怨从何来?很简单,不外乎这么几类:一是基于日常经验而积累起来的对官员和富人们普遍的不信任感;二是传统意义上对官员和富人们“有罪推定”的心理定势;三是媒体对不仁不义官员和富人们过度的内幕揭露和无限的详细解读;四是官员与富人们的产生及其过程并不是民意的表达或正大光明,强权与弱势,豪富与贫穷对立严重。如此,仇恨的种子就这样深深地埋下了。
中国人仇官、仇富“历史悠久”。但那不能怪劳动人民,只能怪一直以来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人民完全相信做官的都清正廉明、以人为本,为富的都清清白白、来去公道。在一种畸型化了的社会规则下,造成社会道德的混乱应是自然而然,不用奇怪。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稳定的最后一条防线,一旦摧毁,其后果不堪设想,而要再建起来,那又得通过人们不愿看到的强权了。
一分为二地说,老百姓的仇官、仇富是看对象的。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再到放言“祼捐”的陈光标,老百姓只喊一个“好”字;而对于那些公权私用、权力寻租、官商勾结之流,老百姓心寒之余,以鼻嗤之,对于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的嚣张与冷漠,更让老百姓心里很是不爽。
其实,老百姓心里不爽的,就是一个“腐”和一个“庸”字,要么乱作为,要么不作为,一句话,为所欲为。
不是么?伴随着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和地方性“无厘头”政策的不断出台,房价高企、就业困难、教育医疗成了人生陷阱,越来越多的问题被归结到政府那里,社会各阶层多多少少对某些官员都有些不满的心态。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如下岗工人要求工作的权利、市民要求住房的权利、企业主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和正当经营的权利等,在中国社会权力过于集中,事事都有政府插手的体制环境下,这些权利往往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得到实现,而需要在潜规则下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实现。权力寻租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本身的缺陷所致,但作为满腔怨气的普通人来说,人们不会仇恨一个抽象的制度,而一定会将这种不满,甚至仇视,投射到具体的个人。
我们常说,一个党员、一个干部就是一面旗帜,党员、干部代表党和政府的形象。但如果害群之马越来越多,百姓怎么还能对干部有好感?怎能对干部不仇视?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面,我们还怎么能要求百姓不要“仇官”而要爱干部,老百姓能答应、能做到吗?我们又常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样先富起来的人是通过钻空逃税收、送礼减费用、请客拿批文得来的。这样的富人富了之后,立即小人得志、趾高气扬起来,换楼换车自不在话下,甚至把老婆换了的也有,更有甚者充当了房价、油价的推手,或者“站在岸上打号子”。对这样的富人你让老百姓爱,能爱得起来吗?即使是老百姓中的一员兼官员、富人们的“小三”,也不一定就是那么完完全全地爱他们,由此而起的爱恨情仇故事还少吗?
所以,一旦有官员因腐败落马,社会就会对整个干部队伍一阵热议,甚至也有不少官员跟着幸灾乐祸;一旦有富人破产,社会就会呼吁建立规范的某某管理机制,老百姓则多认为其肯定得罪了某个权贵。
这是一种社会病。
治病须用药。这“药”就是“法”,药引就是“德”。首先要以法来规定体制机制,且立法、执法均体现刚性;其次,在确实不能改变现有体制机制的情况下,官员们、富人们还是要讲一个“仁”字,也就是做人要“厚道”,你一厚道,老百姓总还是会有所原谅的;最后是放平心态,正确引导。仇官、仇富既然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可能马上就消失,要引导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反思一下自己的“德”和责任。一味的仇恨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问题,报复和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往往会引致更严重的后果,和谐公正更难实现。
在付出了多年代价之后,我们这个社会必须学会如何表达利益诉求,如何以平民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而对于官人们、富人们,关键在于教育让他们脑子记住,制度对他们的行为管住,监督让群众的眼睛看住,惩处让他们的潜规则就此打住,当然,还有用激励政策让优秀者留住。
一阵清风吹来,何仇之有?